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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读《萧相国世家》有感
蕴变化于平凡
——读《萧相国世家》有感
远客
初读毕《萧相国世家》便产生了疑问：凭什么萧何就能当"第一功臣"?刘邦为什么三番五次要替萧何说话，甚至不惜"桡功臣"?
太史公写萧相国，全篇论及萧何功绩处仅刘邦"功狗·功人"说和鄂君"万世功"和"一时功"论两处，其余段落无非是在说他是如何稳定后方，怎样治理关中。和张良、曹参等人相比，萧何虽也为汉室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可也不至仅凭此就让刘邦意欲再度逆着其他功臣的意愿为其说话呀？翻检资料，与我有类似感受的还有曾国藩和近代学者李景星。曾国藩论此文道："萧相国之功，只从猎狗及鄂君两段指点，其余皆从没要紧处著笔。实事当有数十百案，概不铺写，文之所以高洁也。后人为之，当累数万言，不能休矣。"李景星则说《萧相国世家》"是一篇极整齐文字，亦是一篇极变化文字。""极整齐"尚好解，太史公此文没有《项羽本纪》中充盈的金刚怒目慷慨激昂，以及无可奈何之惋惜沉痛，更没有《屈原贾谊列传》中流淌的一唱三叹的同情理解，而是以时间为经，选取重要事例，以俭省之语描述。即便是妇孺皆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之事，在本文中也仅以"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一句交代完毕。那"极变化"又从何说起呢？我们且来看看太史公是如何运用他那如火纯情的春秋笔法来演绎"第一功臣"的传奇故事的。
既然是"第一功臣",萧何立了哪些功呢？首先，举荐韩信。"萧何月下追韩信"和"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具体事件记载于《淮阴侯列传》中。太史公将各篇汇为一个整体所以一事详于彼则略于此，故不可将《史记》中的篇目当作独立的篇章来理解。韩信一开始投奔项梁、项羽，一直不被重用，再投奔刘邦，先后也不过混了个"门童"、"仓库保管员"的职位，没有给他提供施展平生才华的舞台。萧何曾与韩信聊过几次天，觉得此乃不可多得的人才，正待与刘邦举荐之，结果心灰意冷的韩信跟着准备逃回老家的士兵一起溜了。已是汉王丞相萧何得知此事，亲自连夜追赶，终于追回韩信。刘邦起初觉得萧何乃小题大做，萧何解释道，"如果大王野心仅限于关中，那么用不用韩信都无妨，但若心图天下，除了韩信便没有谁能够与你共商大计的了。"刘邦便听了萧何的话，还举行隆重的仪式封韩信为大将军。韩信为刘邦定江山立了多少功，尽可参看《淮阴侯列传》，而他的功绩也得到了刘邦的称许——"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所以，具识人之明，向刘邦举荐韩信乃萧何之一大功绩。
其次，助刘邦稳定关中局势，保障前线粮草补给，这一点在《萧相国世家》中反复被申述。汉王二年，刘邦与诸侯军击楚时，"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使得刘邦拥有稳定的后方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人员供给。战争的顺利展开固然需要有巧妙合理的战略部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军心，以及彪悍骁勇、以一当十的勇气。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粮草和人员的及时补给，就是有再好的战略部署，再有勇气又能有几分胜算呢？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以少胜多的战役终究是少数。在分封功臣之后的排位战上，鄂君也是以此称萧何立下的乃"万世功",曹参等人为"一时功".再次，成就了"沛公"和"汉王",这一点足见太史公的春秋笔法。且看原文中"高祖为布衣……高祖为亭长……高祖起为沛公……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从仅仅是称谓上的变化，这与萧何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刘邦是布衣起家，做亭长前也是个容易犯事儿的"游侠儿".当时身为吏掾的萧何谙熟秦朝的刑法律例，借职务之便"数以吏事护高祖".后来刘邦做了个小亭长，职位在萧何之下。在刘邦赴咸阳服徭役前，同事们一起为之践行，大家都给他"钱三",独萧何给"钱五".不久，陈胜、吴广起兵，刘邦在萧何、曹参的运作下代替原沛县令成为当地的起义军领袖，是为"沛公".走出沛县，加入反秦大军，在时代的洪流中与猛浪搏击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等到入了咸阳城，诸将都是捡大户抢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有了这些文书资料，为日后攻城略地的战略部署，法律规章的制定，国家税务的征收依据等提供了宝贵资源。正是萧何这一"藏",成就了"汉王".与之相比，"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面对秦王朝的暴政，谁都心中充满怨愤，可若仅以怨愤报之的话，那也不过是逞匹夫之勇罢了。以称谓的变化表现世事的推进，是太史公之妙笔所在。
由上观之，"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似是理所应当了。可为什么在排座次的时候，众功臣皆推曹参而高祖仍心系萧何呢？首先，萧何与高祖有旧交，又是同乡。这份情谊是从高祖还是布衣时开始的，不同于后来张良、韩信等人的半路投奔。再者，汉王六年分封功臣，可以说主要是看战功的，是对前面七年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诸将领功绩的总结，而在刘邦看来，排座次关系到后面国家的发展。汉室毕竟刚刚打下江山，尚未能说坐稳天下，一个国家的建设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是经历长期征战，整个赤县神州一片百废待兴之貌。如何治国理政是更为棘手的问题。靠那些赫赫战功的武将？刘邦肯定不能放心，那"运筹帷幄"的张良呢？且不说他早年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替韩国复仇，最后项羽杀了韩王成以致其彻底断了恢复韩国的念想才铁下心来辅佐刘邦。他的智谋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具体事务的决策，比如楚汉战争时要不要分封原来的六国诸将，再比如后来帮助吕后让刘盈坐稳了太子之位等等。能主持大局，帮助建立国家的律例系统且目光长远，无出萧何之右者。故而刘邦"心欲何第一".待鄂君语毕，刘邦不等大臣们反应，就肯定鄂君说得好，还"益封何二千户"以报答繇咸阳时萧何多送他的钱二也。
不过，这个"第一功臣"也不是好当的。萧何临终前，汉惠帝刘盈来看望他，并向其询问谁可继其相位。萧何回答的却是"知臣莫如主"五个字，避免正面回答刘盈的问题。年轻的皇帝有些急了，再不确定人选萧相国万一一口气接不上来了怎么办？只好再问"曹参何如？"萧何见皇帝如此说，便言"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其谨慎程度可见一斑。而曹参与萧何在功臣排位战后关系就一直不好，但最终萧何放下私人恩怨向皇帝推荐曹参也印证了那句"宰相肚里能撑船".
第二篇：《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
一.本书作者想表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请简短概括。
全书结合时间顺序和人物顺序，通过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的状况与已进入近代化进程的英国人的心理，清廷皇帝与官员的心理，“英夷”入侵的心理和作战计划等，将当时中国的局势像一幅纪实电影一般呈现出来，作者在绪论当中提出的问题：鸦片战争是不是必然失败?在经全书论述后答案是肯定的。同时通过史实呈现，也可从中得出失败的教训。如书名《天朝的崩溃》一般，西方的坚船利炮，只不过是选择了一个时期，将早就膨胀到几近爆炸的天朝美梦戳破了。
二.为了表达上述内容，作者是怎么安排结构的?使用了什么方法?
开篇为一章绪论，将琦善作为全书的引题人物来开展下面的叙述，从几个方面驳斥了“琦善卖国论”的说法，为全书的批判主义史学视角奠定了基础。随后，作者用六章内容，以时间顺序为主，人物经历为支线，结合中英双方史料记载，站在客观中立的公正立场上，尽可能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心理，对一些一味指责某些大臣卖国主抚的观点做出了合理性分析。第七章讲述了《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而对中国合法权益的掠取，但当时的清朝并不把诸如协定关税等他们看不懂的条款作为自己不可失去的权力，因而轻易拱手让人。在论述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整个清朝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做出的选择之后，在第八章，作者以“历史的诉说”为题，对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并归纳出鸦片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在战后思想行为的转向(大部分人没有)，以及鸦片战争带给即将倾覆的清王朝一系列的痕迹。
三.在表达主旨的过程中，各个章节起到了什么作用(它们跟作者要表达的那个主旨是什么关系)?
第一章：清朝的军事力量。通过同英军的对比，从三部分呈现出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军事力量：一是武器装备方面，清朝冷热兵器混用，多为赶制而成，质量低劣。船舶小且非正式海军，城墙和炮台的防御功能较差;二是兵力与编制方面，常备军人数虽多但分散，调兵遣将速度极慢;三是士兵与军官方面，士兵多父死子继，军官行伍或武科举出身，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祸害社会。作者在章末慨叹：鸦片战争时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第二章：骤然而至的战争。本章的主角是林则徐，历史课本中一直被当做正面来褒奖的人物。林则徐是坚决的禁烟派，又因其为官清廉，办事认真，被道光帝嘉许并委以禁烟大任。但道光帝要求执行命令的林则徐既要杜绝鸦片又要避免衅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林则徐囿于当时天朝的眼界和定式思维方法造成的判断失误，他并未意识到，禁鸦片的对手根本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政府。英国人被禁烟运动激怒，商业对抗转化为武力对抗。林则徐依赖炮台、书生议兵的方法根本无力抵抗英军的强大部署，然而天朝大国的盲目心态使得满清从上到下都无人认清真正的局势，关于鸦片战争的一连串谎言即将粉墨登场。
第三章：“剿”“抚”“剿”的回旋。定海炮声隆隆，厦门朝不保夕。英国海军离开广东迅速北上，道光帝却只是收到被粉饰过的、时间顺序颠三倒四的战败讯息。出于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道光帝下令主剿。然而战而不胜的局面持续，加之战争耗费钱财，道光帝的心意又转向抚夷。伊里布和琦善两位重臣粉墨登场，伊里布在浙江，巧妙曲解了道光帝的圣旨，签订《浙江停战协定》，把收复定海的责任转嫁到广东的琦善身上去。而琦善则公然违抗道光帝“主剿”的命令，一次次与义律见面和谈，仍阻挡不住英军开战的步伐。虎门大战失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但后人多让琦善背锅。道光帝亦是对琦善大为光火，将其罢免定罪。
第四章：广州的“战局”。本章令人拍案而怒，清朝高位官员竟都如此信口雌黄，在家国面前无视危机，一心只为升官发财。参赞大臣杨芳擅自恢复通商，隐匿战败事实，捏造子虚乌有的功绩;靖逆将军奕山夸大战绩，将骚扰性质的秘密进攻吹得天花乱坠，还在战败后向英军交出600万元的“赎城费”。这位煞费苦心的小说家，将不伤毛发的微小胜利夸大百倍，并为赎城费编造了欠账还钱的绝妙借口。被放大的三元里抗英，在上一本书里亦有提及。这章还回答了《大门口的陌生人》结尾未详细说明的“英军退出广州”的原因：是奕山与义律签订停战协定的规定。除此之外，还有气候不适、粮草不继、三元里战役导致士兵元气大伤，休整不够等主观因素。而三元里抗英作为一场保卫家园而非保卫祖国的战争，之所以被广为赞颂，不过因为它开启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系列异变过程的最初链环。
第五章：东南壁垒的倾塌。广州两个丑角卖国求荣致使局势一败涂地，除了他们自己扯谎功夫一流，还沾了英国消息迟延的光。义律早丢官卸职，却在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到来前两天才接到回国诏令。雷厉风行的璞鼎查，目标剑指厦门。颜伯焘以花岗岩代替沙袋，构筑当时中国最坚固的永久性炮兵工事，使厦门成为最强大的防御工事之一。江苏巡抚裕谦是名全力主剿并对夷人心狠手辣的官员，对定海亦严密设防，修筑土城。自以为只要民心一致便可战胜外夷。可现实却证明，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镇海失陷，裕谦自杀。浙江提督余步云以为反“剿夷”而“羁縻”会更加容易，同样吃尽苦头，不仅被执行死刑，还被后世定性为奸臣。扬威将军奕经走马任东南，调唤大量毫无训练的各地雇勇冲锋陷阵，结果可想而知，英军几乎无人伤亡，而企图逃跑的扬威将军和无辜流血牺牲的人命，让人无话可说。
第六章：“抚”议再起。吃了这么多苦头，该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了。先前极力主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倾心抚议，上书“十可虑”，提出战争中深可焦虑的十项由道光帝定夺。道光帝也终于承认，清军不存在大获全胜的可能，只好“先剿后抚”。耆英与伊里布南下使奕经恐慌，他连忙虚造一连串捷报让道光帝振奋，改计之际英军又一次发动攻击。新人两江总督牛鉴自信地制定了闭门造车又不切实际的应敌方案，却在吴淞战败后临阵脱逃。而一路北上的英军在设防薄弱的镇江遭到了顽强抵抗。牛鉴在现实面前低头请求议和。耆英与伊里布在议和过程中节节败退，抗旨不遵。他们草草签订了条约，只为英军立刻退出。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第七章：平等与不平等。战争结束了，刘韵珂一篇“新十可虑”，对战后的中外关系做出了深层次思考。不具备近代化思维的天朝大臣，并不能确切的明白条约具体侵犯了本国的哪些利益。于是，“修约”的规定带来了虎门条约，引来了虎视眈眈的美国人与望厦条约，引来了国人眼中英国的敌人法国与黄埔条约。耆英、伊里布、黄恩彤等人同意签订条约，不过希望阻止洋人北上的步伐，不过害怕自己的谎话在皇帝面前穿帮而掉脑袋。况且，对关税、最惠国待遇、通商权利知之甚少，也是他们将此轻易拱手让人的原因。中国人在天朝难以惊醒的大梦中，缓慢地学习着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这一过程，又付出了太多代价。
第八章：历史的诉说。时间永是流逝。大洋彼岸的日本同样遭到外夷入侵，而他们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迅速进行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就成长为能够侵略中国的列强之一。而清朝即使疾病缠身，仍沉浸在战争结束便一劳永逸的迷梦中不肯醒来。战争中的十二位主要人物，在战后极少有人进行军事上的检讨，更不必说体制上的改革。中国的知识界，倒是激发了魏源、徐继畲、梁廷⒑槿诗\等孤独的文化人去“开眼看世界”，却囿于时代局限或资料匮乏，未对本质的问题作出回答。150多年过去了，在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和西方的差距，是不是缩小了?
四.这本书有哪些地方超前/过时了?
此书成稿于1994年。对于作者的最后一问“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与150年前相比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在20多年后的今天几乎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许多方面中国仍然存在欠缺，但是今天的我们早已跻身世界大国行列。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科学技术，我们都不输任何西方强国。而让我觉得有所欠缺的，可能还是在中国的文化传播方面。当今世界已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可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时代了，也更不是以侵略和殖民来换取公平贸易和自由市场的时代了。面对一触即发的世界态势，即使是如朝鲜般的弹丸之地，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轻举妄动。攻击和侵蚀，更多的体现在文化殖民的层面。尽管中华文明蔓延五千年博大精深，但在文化输出与文化认同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这本书有哪些地方你不同意?或有疑问(觉得没说清楚)?
虽说执笔写历史的人要做到不偏不倚，但人毕竟是主观性的动物，因此即便作者援引大量史料，力图去还原当时的场景，作为读者的我还是可以从中看到过于明显的批判性。是站在全知视角下对当时的局限性作一锐利的审视，从而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当然这无可厚非，毕竟作者没有被其他史书作者的视角困住，而是重新审视了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与主剿派各自的表现，将每一个人物都表现的鲜活生动，对其中的心理变化也进行了合理想象和分析。研究历史的人虽然不能回到历史中去，但史料就是最好的借鉴。
六.其它感受
这是阅读至此故事性最强的一本史书了。虽然很厚，却像小说一样吸引人一直往下读。我为当时从官员到皇帝的无知感到震惊，可仔细一想，当时封闭的中国不就是如此这般的情况。我们若是没有媒介工具，没有互联网的发明，亦可能照样生活在自我的盲目膨胀和对外界一无所知的沾沾自喜中。在人的意识感知中，时间是线性流逝的。因此当时英勇抗敌的将士不能知道，他们的流血牺牲只是清廷用天朝上国的借口去佯装强大去挽回面子的工具而已。然而谁又能说不抵抗就是正确的呢?历次战争已经证明，中国具有即使明知结局仍要负隅抵抗的基因。所以可以勉强把戊戌变法作为流血牺牲的回音吗?同时，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仅是意志坚强就可以。武器装备和兵力必然会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在武器设备越来越先进的当下更是如此。空有一腔热血，却没有一个有头脑的将领指挥，整个局势也会变成一滩污泥。同时，本书的人物刻画非常饱满，无论是历史上为人赞颂的林则徐，还是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琦善耆英，他们都不是单面的人，都在战争过程中有过为民着想，有过欺上瞒下，有过为国家大计考虑而抗旨，也有过为自己升官进爵而粉饰太平。从古至今人都是一样的，不要被标签化的“忠臣”“佞臣”而蒙蔽了双眼。这本书对批判视角的方法论研究亦有启示，终于明白导师那句“没有读过大量著作的人无法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含义。读史使人明智，而来自各种记载的史料，是不是也掺杂了著述人想传达给读者的信号?因此不妨大胆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是人执笔书写的内容，便没有真正的客观性可言。
第三篇：《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
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是一本一看即引人入胜，进而一气读完，进而引发思考的书。全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对史实的考证，特别是将中外各异、上下不同的叙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对时人、时事理解更加深刻。
鸦片战争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在军事、政治、思维上的全面落后，造成了这是一场不同纬度之间的战争。看过《三体》的人应该明白，面对降维打击时，人类显得多么渺小和无奈。军事上的落后，时人能够直观感受到，但却无人意识到政治和思维的落后，以致战争过去就过去了，没人思考为什么会失败，更别提改革了。而这，也直接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廷白白挨了一次打，白白浪费了一代人的时间。每读至此，不禁扼腕。这场战争，值得思考的东西确实很多很多。
皇帝为什么会活在谎言中
鸦片战争中最可悲的人是谁?我认为莫过于道光皇帝。战场上一败再败，大小官员给他的奏报居然是一次又一次胜利。从头至尾，他竟然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在打了快两年、战争快结束时，他指示扬威将军奕经了解英女王:“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也就是说，打了这么久的仗，对内，他不知真实战况;对外，他连对手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这皇帝，当得可真够憋屈的。
但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从个人层面来说，是道光帝一手促成的，他自食苦果。从制度层面来说，这是专制集权统治走不出的怪圈。如果，道光帝不那么任性，可以容许不同意见，稍微宽容下失败，鸦片战争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官员前赴后继用谎言来蒙蔽皇上。如果，皇权不那么高高在上，稍微平易近人一点，让官员们有那么一丝尊严，或许官场的民主氛围就会浓厚一些。但，这一切只是假设，是马后炮的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意淫而已。在专制社会，官员的选拔任用全系于上级的喜恶，只有唯上，才可不犯错误，才可保住官位，怎么能让官员们不去说谎呢?人们唯有寄希望于明主，是不可以奢望民主的。
任何人都会对违逆自己的意愿感觉不爽，任何人都会产生自负心理，何况是大权独握、高高在上的皇帝。不可逆龙鳞的后果就是，下级报喜不报忧，天下一片歌舞升平，皇帝自我感觉良好。但谎言总有破灭的时候，自欺欺人总有付出代价的时候，当谎言破灭，或许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寄希望于明主，可以保一时之兴，却不可保万世太平。何况，封建王朝产生了400多位帝王，又有几个算得上是圣明君主?历史的实践无数次证明，有权不可任性，而限制权力的任性，必须用制度加以保障。只有将权力的运行公开透明，置于监督制约之中，才可能杜绝封闭、广开言路，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战略的重要性
一个人没有人生目标就会平庸，一个组织方向不明就会陷入窘境，一个国家没有战略就没有未来。
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的所有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巴麦尊的训令执行的，他们的战略很明确，而最大的目的就在于破除双方贸易壁垒。如果时间的维度再拉长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英国在数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打通东方航线，与东方上国开展贸易的想法，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了。在鸦片战争半个多世纪前，我们所熟知的马嘎尔尼使团，也是本着为双方贸易的便利化而来。可以说，英国的战略是一以贯之的。反观清廷，在鸦片战争中，一时想剿，一时想抚，其战略是飘忽不定的。可以说，政策的不稳定也是造成失败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从英国与上朝接触开始的明朝起算，明清两朝的态度却也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明确的拒绝和蕞尔小国产生来往。这件事情如果深究下去，其中的结论不免有些令人绝望。上朝是一个农业社会，基本是靠天吃饭，资源可以自给自足。因此，不在乎那点贸易，用不着和蕞尔小国打交道。农业社会最根本的是要保持稳定，而不是图发展。所谓小富即安即可，我们是不会想着将蛋糕做大做强的。当遇有天灾农业减产时，基本就只有祈求上天保佑了。所以2000年来，我们一直在农业社会打转。马可波罗羡慕我们农业的发达，但当大批的外国人进入时，发现我们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年代。我们历史上虽然有“一带一路”，但开通的时间很短，贸易始终未在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中占据主流位置。在我们传统社会里，个体有发展的目标，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朝廷没有发展的动力，自然也就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
鸦片战争将我们拉入近代社会，可是我们无所适从，仍然没有发展的眼光和战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打醒国人，有了战略但过于短浅和局部，因此是跛脚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中一经检验就露了馅。近代以来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发展的眼光，不重视战略研究和执行，是要吃大亏的。
如何对待传统，如何面对新事物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读着确实让人难受。经常思考的问题是，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改变?不可否认的是这期间不少仁人志士提出过一些救国图强的思路，但于朝廷而言，一直是被动的。在和日本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日本正是通过鸦片战争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从而避免了战争，并很快开始学西方。他们的转型直接而迅速。反观东方上朝，走两步、退三步，甚至扭扭捏捏不愿迈开步子，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我认为有两种原因，一是我们传统的惯性太过强大，二是我们的皇权过于强大。
先说传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就是皇权社会得以存续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调节器。这套东西一旦没有了，皇帝的江山坐不稳，老百姓也不会安分守己。所以，让东方上朝接受西方的理念，无疑是自我否定，而且这是最大的根本，当是寸步不让。当一种传统成为社会的根基，运行了1000多年，确实是难以改变。
其次是皇权。千年的愚民、驭民政策，造就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中国的皇帝应该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统治者，这在和一些国外帝王的对比中，简直可以说是秒杀。西方的东西一进来，肯定开启民智，老百姓必不安宁，必定会冲击皇权，这也为统治者所不允许。日本能够迅速转型，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学习能力比较强，也是因为他们的皇权没那么强大。
传统的纲纪伦常在历史上也确实让老百姓安分守己，促进了生产和繁荣，带来了其他周边国家对我们的认同和尊崇。这使得宗藩体系大大稳固和加强，给统治者带来自信和制度的优越感。但，一时的先进不代表永远的先进，一时的强大不代表永远强大。
好的传统固然需要坚守，但也需要时刻保持一颗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一味的排斥是狭隘的。抱在传统的优越上睡大觉，只会漠视身边发生的一切，蒙蔽了双眼，进而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
一个人坚守固然可贵，但能对新事物保持开明豁达的心态更加可贵。否则如裕谦，当心中所坚守的东西破灭后，就会感到绝望。一个国家弘扬传统固然重要，但能对新事物持有开放的态度更加重要，因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进取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第四篇：《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
读完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之后，第一感觉是书写得很好看，少了历史专业书的那种枯燥，有一种非一口气看完就不罢休的冲动!下边我就把《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的看法做一个总结。
本书在自序中号称是“鸦片战争再研究”，自然包含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就研究的过程而言，当属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就研究结果而言，应是离历史真实更近。然事过境迁，一个半世纪前的人和事，与今有着层层历史隔膜。到底我们日常观念里的卖国贼、民族英雄是怎样在人们心中产生的?为什么林则徐、关天培等人会在后人心目中奠定英勇抗敌的形象，到底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他们自己的历史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对究竟在中国开始走向近代，面对西方的殖民者时，他们能够带领我们走多远?这些问题自己很多没有想过，但恐怕也是要了解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历史上至为重要的事件，无论如何都不能绕过去的问题。
作者在序言中探讨了琦善的卖国问题，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并非为“奸臣”、“卖国贼”正名，但琦善作为道光朝的一名大吏，在我所读书中，未见有人表扬过他，《天朝的崩溃》上来就为他作平反，起初不能不让我觉得似有哗众取宠之心，但展卷读完，我想，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里，没有哪个人物不在乎自己的声名，能够留芳千古是每个人的理想。所以琦善等一批“投降派”依照当时的标准竟然都是符合臣子之道的忠臣。主观上他们绝对是维护道光皇帝的正统地位的，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为臣子的本份所在。作者此观点进而引出主题：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原因?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的改弦更张，还是只需要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本书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取得鸦片战争的胜利?这是一场胜或负的结局皆有可能操作的战争，还是一场必定要失败的战争?当时清政府中有没有人可以领导或指导这场战争获得胜利?如果战争必败，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作者不断地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之下，提出假设，因为已经发生之事并不是最有可能发生之事，历史学家会注意到历史可能出现但未能出现的转机。
《天朝的崩溃》从兵力、武器、指挥、战术等诸方面证明当时的清军无论如何抵挡不了英国侵略军的进攻。简要的比较一下：
一、清朝的兵力虽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当时的清军驻防分散，难以集中，调动也很困难，除训练、打仗外，很大程度上还担负警察的职责。而且当时的清军不论八旗还是绿营，战斗力都已经相当差劲。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人数已经达到两万，可以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军队，在大部分战场，清军迎战的兵力仅比对手略多或持平。而且这些人从各地、各省抽调而来，其战斗力显然不如整体编制的对手。
二、从武器上说，清军的火器源于明朝末年，近二百年间几乎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的速度、准确性都比对手差，而且受资金等条件限制，难以更新，有的火枪竟是上百年的“文物”。大炮也类似，式样和当年明军阻击后金进攻时的红衣大炮差不多，铸造技术也落后，使用时经常被炸裂伤及自身，射程、准确性自然不高。更有很多士兵还使用大刀弓箭，无法和近代化的英军相比。
三、历次战斗中清军的指挥者都是王朝的精英人物，像林则徐历来勤勉能干、琦善在封疆大吏中政绩最为出色、伊里布善于处理民族事务、裕谦是主战派中态度最坚决的，杨芳在嘉庆年间镇压起义屡立战功，可算当朝第一名将，差一点的奕山、奕经也是宗室亲贵中的翘楚。但结果是无一例外的惨败。
四、从战果上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付出极少的代价，损失最大的是在镇江，有三十多人阵亡，而清军不论人力物力都损失惨重。指挥官中一品大员就死了四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战死，江南陆路提督余步云被斩首。二品大员中也有京口副都统海龄、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人阵亡，这些都是最能征惯战的将领。
从这几点来看，清军实力实在无法和英国相抗衡，而且清政府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侵略者大的毫无还击之力时仍然做着天朝美梦。这也是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方面从来没有把英国看成一个平等的对手，战败之后也从未吸取教训。对于远来的“夷人”，“天朝”知其“船坚炮利”，但也仅此而已，他们一直认为英军不擅陆战，只要一离开军舰就好对付。在战争中，朝廷的政策一直在“剿、抚”之间游移，剿自不必说，所谓“抚”也并不是投降的意思，而是“安抚”，也是显示天朝威德的一种形式，是夷人接受了天朝的恩赐而罢兵。在这种不知彼的情况下自然是一败涂地，其实英军在各地进攻形式也比较单一，经常是利用己方炮火射程远，由军舰在清军炮台射程之外轰击，然后陆军避开炮台的正面攻击，绕到炮台的侧后方登陆(清军大炮均无法转向)，占领至高点居高临下开炮。而清军却从未采取相应措施，仍然在原有的模式下组织防御，并且盲目自信，等敌军轻易攻破防线又仓皇逃窜。
以作者的看法，中国应该向日本一样，不必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而应当尽快签订和约，再走自强之路。对此我不以为然，且不说日本被西方列强侵略是在中国之后，已有前车之鉴，以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当时官场腐败的习气，深刻的思考战败的原因，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困难的。更重要的一点是，抵抗、牺牲是一个必然付出的代价，直接投降的作法从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历史是不可改变的，我曾想如果当时是康熙执政，会不会还有如此结果。其实以君主世袭的制度和教育方法，在一个王朝的晚期难以出现康熙这样英明的君主，更何况道光皇帝本身并不是资质最差的皇帝，关键在于腐朽的制度和陋习使他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中国发展到这个样子，应该说被列强的炮火打开国门是一个必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似乎也是无可挽回，真正可悲的是战败后的中国没有能够及时走上自强的道路。
第五篇：《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
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年前，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全书共分为八章，我认为还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是第一部分：战前的清朝与英国军事力量对比，想都不用想，清朝在人数上占据巨大的优势，但是在武器上和战略上与英国人差了两个世纪。其次是第二部分：战争的过程，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最多的一部分，讲述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在此过程中清朝和英国的相互博弈，清朝从剿夷转变为抚夷，而后又转变为剿夷再到最后不得已而“抚夷”的过程。最后是第三部分：历史的反思，鸦片战争带给当时的人什么?带给了现在的我们什么?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电影《鸦片战争》剧照：林则徐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琦善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中国人用了半个多世纪，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上，才忽然从梦中惊醒，惊醒之后却还想要睡个回笼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