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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老生》读后感
《老生》里的“老生”，给我们讲完了四个故事。
伴随着《山海经》的原文和老师与学生的问答，我们从苍茫迥异的上古时代，进入到这个国家和民族才经历过的百多十年。一个故事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生一茬人死一茬人，他们就那么鲜嫩嫩地活着，又那么皱巴巴地死去。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而千千万万平凡而普通的人，无论走得高与低，活得长与短，一生好与坏荣与辱，都像是冒了个泡一般地消逝在时空的大河之中。于永恒而言，人的生命是有限和短暂的，我们有名无名，不最终都是要化成一把灰的么?
从游击队闹革命，到新中国兴土改，再到“-----”的爆发和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这片古老的土地在百十年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这片土地上的男人女人、鸡猪猫狗、飞禽走兽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我们这一代从小到大都在历史教科书上学过由历史语言组织而成的《中国近代史》，那里面有时间，有人物，有地点，有事件，而我们并不知道这一代代的人究竟是怎么活过来又怎么奔死去的。我们的祖辈先人经历了怎样一个百年?他们在这片亘古不变的土地上，如何孕育了自己的子子孙孙，他们的子子孙孙又如何孕育了我们?这些我们似乎一概不知，或者多多少少只是从长辈的口中或是文字影像类的资料中了解过一些吧!而这本《老生》，以一个活成精的唱师的视角，不紧不慢地，没有私心偏见地，为我们老老实实地呈现了这样一幅“活鬼闹世事”的“人事”图，为我们原原本本地还原了这百多十年来的“国情、世情、民情”，就像是一位超脱了世俗的老者在给自己的孙子讲故事似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和历史教科书有所不同的百十年，或许并没有什么名垂青史的大人物也没有什么举世震惊的大事件，但是我们赤裸裸地见识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变化、人事的进步或者退步。而一个个故事里的一个个场景，一个个时代里的一个个人物，把我们带入了我们的祖辈父辈以及少不更事的我们真真切切地生活过的岁月。
我想，《老生》于贾平凹而言是别有一番意义的吧。在花甲的年龄讲出这不愿想不愿讲又怎能不想不讲的故事，既咒骂生育的艰苦疼痛，又为生育了孩子而幸福着的“母亲”，把一篇锁了大半年的作品当作自己的寿礼，这应该是人生达到的又一个境界吧!“鬼才”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活鬼闹世事”的故事，《浮躁》、《废都》、《秦腔》、《老生》，秦岭大地不同村寨的男人女人，关中平原城里乡里的人事世事，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活鬼，每个人都一样，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奸或直，或正或歪地闹腾在这奔流不息代代相传的世事之上!
第二篇：蛙读后感1000字
《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中国在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
不知道你们对计划生育这件事是什么印象，我小时候的同伴基本都被罚过款，虽然那个时候几百块钱真的很值钱，但幸好大家都是在出生后才被罚款，并没有耽误来到人间。就在差不多十几年前，我在村里还会听说某某家姑娘为生二胎而躲回娘家，关键是娘家这边搞计生的人也会时不时来“抓捕”她，听得我真是为她捏一把汗，也特别不理解为了多生一个孩子何必冒这么大风险。
2010年我当大学生村官在镇里负责的就是计生工作，不过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名存实亡。我们每月只负责统计辖区内出生多少孩子，政策内的正常上户，政策外的需要交罚款，然后上户，后来罚款也是可以分期付的，也就是你先交个首付，孩子就可以上户。
当时我就发现个现象，超生这件事基本是发生在两类极端的人身上，一类是特别有钱，即便交罚款也不是问题，一类是比较穷的农村，反正交点儿罚款就可以给孩子上户，而且扶养孩子的成本也不是很大，所以多生一个也无妨。反而是我们镇上那些“中产阶级”，像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收入较高且稳定，愿意为了孩子投入教育成本，而且也有能力，但因为政策不允许，恰恰生不了二胎。也幸好，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自由，独生子女政策已难以落实，最终，二胎政策全面放开。
再说到姑姑，她意志坚定，忠于党和国家，她工作几十年来接生近万个孩子，也有不少生命还未见到世界的光明就被她堵死在黑暗中。她一面接生，一面“杀生”。书中写了几个孕妇为了逃避姑姑的“追杀”，有的跳进河里逃生被淹死，有的在逃跑过程中难产而死，有的死在引产的手术台上。
我上班的时候也经常听前辈讲述那段历史，在政策的高压下，凡是超生的，不论几个月，只要被发现，他们都有权利直接带到医院手术，即便是足月甚至还差几天就可以生的，也不例外，所以书中说的虽然感觉有点儿荒唐，但肯定是真实的。
正如姑姑说，不出“锅门”，就是一块肉，该刮就刮，该流就流;一出“锅门”，那就是个人，哪怕是缺胳膊少腿也是个人，是人就受国家法律保护。但实际上足月的婴儿即便是引产，也有一些是活着的，却并没有被当人保护。
姑姑的晚年充满忏悔，她说自己手上沾着鲜血，但是如果没有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国家的政策也落实不了，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万里长城，金字塔，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
所以姑姑在她六十岁的时候选择嫁给捏泥人的郝大手，靠丈夫捏泥娃娃来悼念因自己而不能降临人世的两千八百多个孩子。后来，她被失眠和梦魇折磨，她说，有罪的人必须活着，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种方式赎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年来，的确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但无疑也发生了很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问题，这么复杂的问题我并不懂，但只是觉得如果当时这个政策可以循序渐进一些会不会好一点儿。
第三篇：《老生》读后感
贾平凹佳作颇丰，而且各有千秋。《老生》作为他的新作，以浓郁的陕南风情，独特的叙事方式，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样，一万个读者眼里有一万个《老生》。在笔者看来，贾平凹洋洋洒洒地讲述陕南农村一百多年的民间故事，看起来纷纷杂杂，其实无非是在阐述生与死的哲理。
《老生》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处于“生死两界”的唱丧人。一个人能像庄子那样，在死者面前歌之舞之，他肯定是像庄子那样看透了生死。只有经历了岁月的砥砺，经历了人间的众多悲欢离合，唱丧人才能淡然于生死，不追随世风的变幻，不理会众生的毁誉，甚至不追求强加于生命之上的尊严、成功、财富、意义等各种主观评判。也许正是因为他不怕死，所以他才能得到永生;正是因为他不恋生，所以他才能长久不死。生死就是过一座桥，来自大自然的人终归要回归大自然。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难以跳出。那些写于生与死之上的重于泰山抑或轻于鸿毛、惊天动地抑或贱如蝼蚁，如此等等，在生与死的铁律面前都显得那么虚无缥缈。唐朝诗人李白面对生与死的哲理，发出了“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的感喟。捧读《老生》，生与死的哲理自然流淌，让人更加珍爱生命，也更加藐视死亡。
《老生》对《山海经》的解读，正是在大视野里俯瞰万物的生与死。一山一川，一草一木，千奇百怪，林林总总。但是，此物之生与他物之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如草木不生之山，必然是蕴藏宝物之地。这是五行相克之理也，大抵是“金克木”吧。尽管世间的万物既不是从来就有的，又不是永远存在的，但比之“石中火”、“隙中驹”般短暂的人生，还是相当漫长的甚至是永恒的。大自然的沧海桑田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是任何人难以逆转的。
《老生》中描写的人物，生命或长或短，或贵或贱，但都有着自身的传奇。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无涯的人流，他们在人事更替中铸就了历史。生与死是人生的两大环节，这两大环节把无涯的人流紧紧地箍在一起，让人站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经度上，与山川草木形成的空间纬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历史的天空。
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其实，生与死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儿，单论哪个也都是勉为其难。想绕过死来阐述生的道理，孔老夫子想得倒美，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与之相反，贾平凹的《老生》既说生又说死，把生与死的哲理阐述得风生水起，叫人不得不服。
第四篇：蛙读后感1000字
最近一些年来，我读过不少长篇小说，比如刘醒龙的《天行者》，张伟《古船》、闫真的《沧浪之水》、阿来《尘埃落定》，还有新出版的五卷《李自成》等等。在工作之余还读过我们自己的业余作家的作品，比如县教研室老主任向东方老师的《那个年代》，周沟中学任建新老师《六二班的孩子们》。监利农民高启伟的《乡祭》也在10年前读过。前年买了一本贾平凹的《秦腔》，我实在读不下去而搁置在书柜里。莫言的小说，还是20多年前在《新华文摘》上读过中篇《红高梁》。后来也知道莫言出版过很多小说，比如《丰乳肥臀》什么的，可惜都没有读。这几天听说莫言的小说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方面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去书店看看有没有这本书，打算买一本回来看看。但是却脱销了，书店里没有。只好到网上找。于是在“爱思想”网上看到了《蛙》全书共40个页面。我便在四到五个晚上一口气把它读完。当然，这种快速阅读，对其中一些渲染气氛的非实质描写一目十行晃过去。这么读完，也就大致知道了这部获得世界大奖的小说写的是什么故事了。
全书通过妇科医生“姑姑”的一生，特别是她的前半生接生和抓计划生育工作，为超计划生育的大龄产妇做人工引产的悲剧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艰巨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具体工作中反人性残忍的一面。故事的后半部是写最近一些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象当初那样偏激，但是却又走向了另外的一面，这就是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可以生二胎三胎，只要交罚款就可以，甚至还出现了地下代孕公司。作者描写了“蝌蝌”本人也被不能生育的妻子背着取精到地下代孕公司生子的过程。作品的最后是用剧本的形式，表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妇女代人怀孕的悲剧。全书在“姑姑”痛苦的自责和认罪中结束。
我看到网上很多评论，说这本书是莫言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控诉或揭露。但是，我的一个感觉则是，这本书反映了作者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复杂和矛盾的心理。
莫言今年55岁，我们是同年人。我们出生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正是新中国对立以后的和平建设年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中国人的生育也在这一个时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从战争中过来，他就是喜欢人多。蒋家王朝的推翻靠的是人民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是靠的人民战争。他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毛主席的观点，也正好迎合了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农民。这一下好了，每一个农民的家庭，一对夫妇生育5-6个孩子已经为常态。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到故乡嵊县浦口镇调查发现，他自家的侄儿，一下生了9个孩子。马寅初深感震惊。他又到工厂调查，查阅资料，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高达22%。他测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50年以后，也就是2007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50亿!可是，马寅初的呼喊不仅没有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赞成，而且还被批得个半死!于是乎，全国人民就这么一路生下来，一直生到了70年代初期，中国人口的膨胀已经无可收拾了，已经病入膏肓的毛主席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堵吧，一直到他老人家长离人世，计划生育的政策仍然没有制定出来。到了70年代末期，中央才下了狠心，决定城市育龄夫妇只能生一胎，农村一胎是女孩子的可以间隔5年生第二胎。但是这样的政策却是一剂猛药，农村人口可接受不了。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性，这政策也就等于形同虚设。
因而很多象小说中描写的“姑姑”所做过的那样一些过激行为都出现了。我也曾经是乡里的党委书记，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也许有的时候比“姑姑”的行为还要过激。比如把双方的父母捉到乡里办“学习班”，出门躲计划生育的子女不回来就这么一直关着。等等。应该说，作者对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是赞同的。也是蝌蝌的领导，军队抓计划生育的杨主任那句话：“计划生育就是要以小不人道换取大人道”。
这就是说，个人生育与否是一种小人道，更大的人道是要控制中国人口的总量。在外界看来，侵犯个人的生育权，尤其是强制孕妇引产，这简直不可理解，简直就没有人性，简直就是对人的残忍。因此这也正是“姑姑”忏悔的原因。
一方面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支持和认可，另一方面又对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进行谴责，这就是莫言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也摆不平“大人道”与“小人道”的矛盾心理。小说中很多次地向姑姑表明“这不能怪你!”但是不怪“姑姑”又怪谁呢?可以说，作者的这种纠结自始至终都贯穿在小说之中。莫言在他的演讲中多次地表白，他的作品并不为政治服务，也不是写政治，他是关注人，关注人性。可是人却生活在政治之中，人的一切行为都被政治所支配，只写人性是不够的。挪威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是，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是对莫言小说的语言和思想的一种高度概括。由此也可见到莫言的作品并不是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只写了人性而没有表现政治。我倒是认为，莫言至今都可能在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纠结。从这里，可看出莫言是一个对祖国，对社会负责的作家。
写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我在爱思想网上看到了莫言的侯明清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出卖灵魂者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他说莫言“出卖灵魂”的依据是两条，一是莫言是中党员，一是莫言手抄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知道这两个问题和出卖灵魂怎么能够联系上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就不能写出好作品吗?非要是所谓体制之外的反政府的作家就能写出好作品?抄写毛主席的作品了怎么就是出卖了灵魂?我们今天安定的繁荣的国度是怎么来的?占中国人口80%的中国农民都清楚，是毛主席才有农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啊!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想用最简单的话表明我自己的观点：在中国，毛主席的影响不是用骂声能够消除的。我们应该永远记得毛主席!这时我忽然想起，侯清明出是山东人，应该不是对山东老乡莫言取得了如此大成功的嫉妒吧!
第五篇：蛙读后感1000字
姑姑从来不是一个犹豫柔软的人，国家政策的执行也像当初她扞卫新生儿的生命那样坚决。乡里有人冒风险偷偷怀上了孩子，哪怕是姑姑的亲侄子“我”的妻子也难逃厄运。姑姑像丧心病狂了一样，用挖挖机拉塌了我妻子邻居家的大叔，并威胁我岳父如果不交出孩子，就拉他邻居的房子，在邻居的哀声咒骂，姑姑的强逼下，我的妻子做了流产手术。
就在这时，小说的矛盾达到了高潮，我的妻子死了!这样的场景让我疑惑，大家都没有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惨状呢?国家为了人民，人民生孩子也是合理的，错就错在了人民利益与国家政策的暂时冲突，人民是国家政策的承受者，自然要努力去符合政策的要求，若不能做到，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想要依旧独特的生活下去，悲剧的产生是必然的。
在之后，姑姑强迫给人做结扎手术，追逐即将临产的孕妇……这些场面不断加深我对悲剧的无奈之感，内心沧桑，这就是艺术的效果。而姑姑的晚年生活的描写，其艺术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姑姑先前在我眼里一直都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除了怕青蛙)可她到了晚年，却时常做恶梦，我想，大概是她内心深处无尽的愧疚吧。姑姑的出嫁过程也挺新颖的：在一个月夜下，她最怕的蛙成群结队来到她身边，剥光了她的衣服，到她逃脱时，她遇见了未来的丈夫——一个泥塑人。
而后，姑姑与她的丈夫秦河一起，姑姑描述每一个被自己残害的生命的模样，秦河把他们捏成娃娃，月光如水，姑姑的忏悔是那样清明。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白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第六篇：《老生》读后感
《老生》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演义与历史这个自在之物以及历史记载、故事讲述之间的多重关系。小说以民间唱阴歌的唱师讲述的四个故事为主体，镶嵌进教师给孩子讲授《山海经》的文本释读，构成双线互文的叙述。在回忆性结构中穿插提点性文字并不新鲜，倒是为整个小说奠定了一种神话原型的意味。带有神秘色彩的唱师贯穿在四个故事之中，作为听闻者、亲历者和讲述者，回忆从陕北闹红军的上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非典横行，回忆终结之时也就是唱师去世之时。开头与结尾由唱师纽结起来，形成了“讲故事”的闭合：结局开始时已经注定，故事在这个闭合结构中展开，其内容不可能突破这种闭合，故事中的人物也就形成了封闭性的存在。
这是一种双重封闭，在这种闭合中可以见到作者的历史观念：历史是已经有了结果的往事，小说要做的不过是演义其中的故事，这种演义与小说中匡三所代表的官方正史系统是有区别的。小说中有个细节，地委组织人编写秦岭革命斗争史，整理者都以亲疏远近张扬自己的先人，初稿送给匡三审阅时，因为提到他的篇幅非常少而被要求重新写。这个采编革命史的过程与唱师的回忆截然不同：匡三在第一个故事中被还原成一个蛮横无赖的流浪儿，而在最后一个故事里则变成了迟钝衰弱的老人。这样的设定具有隐喻的意味，回响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那种颠覆崇高、瓦解宏大叙事的声音。
不过，如果轻易用新历史主义小说这样的概念断言《老生》未免过于草率，贾平凹引入《山海经》一个山一个水地写山水的方式，一个时代一个村庄地写人事，自然有参差对照的意思。尽管实际上《山海经》与故事之间融合得并不是很紧密，贾平凹试图微言大义地以经典提点故事，却做得颇为生硬，他试图创造一种有别于新历史主义式写法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4个不同时空的故事构建了近百年的历史，以空间写时间，采用的是《山海经》的空间逻辑。这固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尝试，却限于神话思维，没有返回到用本地的思维逻辑讲故事。只有用地方性思维，这些故事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本地的历史，构成与正史对话的结构，而不是另一种替代性的外在视角。
唱师就是替代性外在视角的行使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历史的旁观者或者顶多是被动的参与者。唱师所体现出来的神秘性和乡民对他的敬畏感，不过是普通民众对于他者文化、另类世界的畏惧和小心谨慎的疏远。贾平凹在这里放弃了写作者的主体性，将自己的视角等同于叙述视角，也就是说曾经在批判现实主义、革命英雄传奇、启蒙历史叙事中的知识分子视角隐遁了，只有民众在星罗棋布、犬牙交错的村庄进行着蜜蜂寓言式的布朗运动。
价值化的传奇式讲述
历史讲述从来都是附带伦理与价值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历史书写与记忆中获得信仰，这就是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真正含义。《老生》放弃了价值导向之后，表面上是让唱师体现出来的“民间”获得言说历史的权利，实际上使历史讲述成了缺乏价值观的'故事，这样一来，它就沦为了流言。当历史流于闲谈逸事的时候，它会变成仅仅具有满足窥视的娱乐消遣，这使得贾平凹用小说讲述村庄史(乃至中国史)的野心蜕化为窄小视角里的小故事。而这种故事中包含的情欲、风俗、暴力、掌故延续了贾平凹早期作品就包含的要素，在惯性中依然能够给读者带来快感。
在驾轻就熟的快速行进中，《老生》叙事口吻的调换自然而然因此常被读者忽视：唱师介入叙事情节时是限知视角的，但是在他不在场时，又变成了上帝般的全知视角。讲述者外在于故事，情感与观察就无法深入，宏大历史隐形，私人讲述一声独大，4个故事保持了几乎同样的节奏，循着流水账的方式铺陈下去，让原本复杂、交叉、纠结、缠绕的各种势力、社会角色、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情节走向被一种线性逻辑统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被简化为单数的、概念化的、缺少贴近性细节的故事世界。在贾平凹的故事里，大历史存活乃至侵袭于乡野日常之中，但是乡野却是个被动的承载者，没有反思或者升华，甚至日常生活经验也是极其稀少的。政治由此变成了机械的暴力，它因此被消解了，变成了一种花边琐事、流言蜚语、奇观想象。读者伴随着传奇式的讲述前行，更多时候是在漫画式的故事中得到一点快感，没有增添任何关于乡村的理性或感性认知。
在平铺开的故事杂碎里，不惟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隐遁无形，村庄史本身也是狭隘的。贾平凹似乎要追求一种零度叙事和平面，整个小说没有核心事件。各种阶层和社会关系也是模糊的，人物面目、他们的生活、生产、情感、地理环境、人文气息都是暧昧的。人物的心理与动机在故事讲述中得不到展示，故事呈现弥散的状态，历史也就被分解掉了。所写的人物除了老黑、李得胜等少数几个之外，都缺少渴望和未来想象，或者就如同戏生那样仅凭欲望驱使行动，而渴望和本能也是浮表化的。群氓茫漠无知、愚昧自利又无所作为，仅凭几个宵小人物兴风作浪，被动承受时代的压力和挤榨。贾平凹在这里表现出真正的冷漠和超然——那些乡亲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疏远了，它们的命运无法唤起他的同情共感，他所做的就是把它们作为对象。这样一来，不是历史在拨弄人物，而是人物自己在历史中内耗，人物从来对于历史没有自觉，更遑论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主体。
别让历史小说成了讲古小说
当然，我不是谈历史，而是谈作家如何在写作中处理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老生》根本就没有成为历史小说，也不是社会风俗小说，它始终是个讲古小说。讲古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区别在于，它是平面而单向度的浮世绘，看不到立体错综的关系，没有辨析能力。社会实践、乡镇空间、习俗活动、人物生灵如期本然地存在，却看不到内在的有机性。人物的微观活动与宏观历史几乎没有产生关联，虽然表面上村庄的风吹草动都受到了政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没有进入人物内心，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本能活动。比如历史运行中的结构性的社会性的“恶”，被简化成了人物性格或者顶多是人性的“坏”，这种“坏”因为缺乏社会性观照而空洞化了。它也无法区分自然暴力与社会暴力，前者是源于动物本性，后者则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前者是偶然性的，后者则具有特定阶段和语境中的必然性。贾平凹反拨了寻根文学对于民间的浪漫式建构，却陷入国民性暴露的淤泥之中，国民性暴露与启蒙时代国民性批判的不同在于，它已不再具有启蒙的意图，而是以犬儒式的冷漠打量自己的同胞，并且放任自流。
但在《老生》中，历史观念被故事修辞置换了。当宇宙之精义已经被意识到无法苛求之时，作家心中的大义也在精神讲解中消磨了。书写历史的热情，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是个尤为醒目的现象，如莫言的《檀香刑》《蛙》、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阿来的《空山》、张炜的《你在高原》、王安忆的《天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阎连科的《四书》、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金宇澄的《繁花》、韩少功的《日夜书》、黄永玉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等。贾平凹此前的《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也可以视为广义上的当代史叙事。
这是一群普遍步入耳顺之年乃至古稀之年的作者，除了生理年龄带来对于回首前尘的自然倾向之外，未尝没有总结过往的意味。他们给读者提供了什么样的乡土历史，哪一种中国记忆呢?赵树理的《三里湾》、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那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革命英雄传奇所代表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和进化论式叙事，被先锋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写作解构和嘲笑，但后者除了部分解放曾被压抑的肉体、欲望、日常生活的一面，并未能创立出更加完整的记忆图景。为了避免成为自己反对的写作的另一面，这些作家试图有所突破，但小说历史观念的偏狭和贫困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近一两年影响颇大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孟繁华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50后”作家“不再是文学变革的推动力量，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这种批评主要是针对城市的现代性进程而言，置诸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写作中同样适用。经历或者阅历的丰富并不代表眼界一定开阔，或者观念必然有洞察。我们的小说应该以怎样的眼光审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它的暴力革命、社会运动、改造与建设、政治与经济、精神与伦理?这需要有难度的、对于历史有辩证思维、完整观察和情感体贴的写作，而不是听凭唱师般的陈旧而又不切近的唠叨。小说如果不从故事中提升，超越于个体诉求、欲望本能、自然主义式的散点零碎回忆，历史必将被记忆的浮尘所掩埋，而那些浮尘堆积如山，终有一天会僭越地宣称它们是我们时代文学对于历史的真切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