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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历史”挑战“大历史”
摘要 库切的代表作《耻》是一部寓意丰富、思想深刻的小说，从不同角度解读将会获得不同的启示。本文将小说置于新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分析作品中各个人物的“小历史”如何挑战、甚至颠覆官方的“大历史”，展示南非新旧交替时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揭示“彩虹国度”的理念如何被质疑，以及作家库切如何抗拒南非主流意识形态的“遏制”。
关键词：J・M・库切 新历史主义 《耻》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J・M・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是南非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南非社会，深刻反映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代表作《耻》(Disgrace，1999)使他成为迄今唯一获得两次英国布克奖的作家，并使他在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耻》一问世，就引起国内外学界的热切关注，批评家们从小说的主题、创作手法、艺术及文体风格等视角对作品进行分析，采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理论对《耻》进行较为全面的解读。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耻》的批评文章却屈指可数。笔者拟采用新历史主义文论对《耻》进行全方位透视，分析库切笔下新时期的南非白人及有色人如何以个人的“小历史”(small histories)粉碎官方书写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探讨库切的作品如何被南非主流意识形态“遏制”，以及这种“遏制”如何被作家所“颠覆”。
1994年4月26日至29日举行的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南非近350年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及一个种族平等的新南非宣告诞生。同年5月，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带领南非避免了外国所预测的种族流血冲突，成功实现了和平政治转型，创造了民主转型的奇迹。从此，南非官方的“大历史”翻开了新篇章，将南非书写成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平生活于其中的“彩虹国度”(南非大主教图图所提出，意指南非的黑人、白人、有色人和亚裔四大种族群体及上百个民族和平生活在其中)。然而，延绵数百年的种族仇杀能否真地随着新南非的建立而一笔勾销?黑人及有色人能否与戕害自己数代族人的白人摒弃前嫌、和平友好共处?黑人和有色人在成为新南非的主人后能否实现与白人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库切通过《耻》中卢里、露西和佩特鲁斯等人物的“小历史”挑战、甚至颠覆了官方的“宏大叙事”，展示了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给新南非人民生活造成的种种影响和遗留问题，揭示出白人同各色人种，尤其是同黑人之间的裂痕难以在短时间内平复，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社会融合依然有待时日。
二 白人受辱的“小历史”
首先，小说《耻》给我们展示了新南非白人受辱的“小历史”，从而挑战了南非官方“大历史”中关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能够寻求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政治犯罪的真相、推动了社会和解的宏大叙事。主人公卢里和露西作为昔日白人统治者的后裔，非但不再能够享受任何特权，而且在黑人当家的新南非，他们所面临的是受辱、乃至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残酷现实。卢里是一位在开普敦技术大学教书的白人教授，两次失败的婚姻使得他不再认真对待感情，而是通过招妓和与周围女同事发生性关系来满足自己私生活方面的需求。一次偶然的机会，卢里巧遇自己《浪漫主义诗人》课上的女学生梅拉妮，继而诱骗她到自己家中与之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卢里利用自己教师的身份几次强迫梅拉妮就范。事情败露后，卢里遭到校方传唤。由于梅拉妮有色人种的特殊身份，加之二人的师生关系，学校就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听证委员会，要求卢里向委员会详细交代事情经过进行忏悔，并就此作出声明，委员会成员根据他的声明来判断卢里是否发自肺腑地承认自己的过错，最后再决定对他进行何种处分。对于这样的要求，卢里予以拒绝，“你当真以为自己有这样的判断能力?从我的措辞中就能看到它是否发自我的内心?……悔过属于另一个世界，属于另一种言语范围。”正如大卫・阿特韦尔在《库切，争议与耻辱》(Coetzee，Controversy and Disgrace)中指出，由于与学生梅拉妮・艾萨克斯传出绯闻，卢里被学校委员会传唤，调查他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的指控，“通过他(卢里)对委员会的回复，库切似乎在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进行批评。”(大卫・阿特韦尔，9)库切通过卢里对学校听证委员会的质疑，颠覆了官方大历史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实现民族和解作用的渲染。新南非建国之初，总统曼德拉就重申非国大决心建设一个新南非，促进各种族成员之间的和解，在《推动民族团结与和解法》的基础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于1995年应运而生。“非国大主张，凡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犯有政治罪行的人必须首先坦白交代然后才谈得上赦免，并且交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考虑决定是否获赦。”然而正像卢里所质疑的那样，“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获得事实真相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就算罪犯供出事实真相，他所犯下的罪行也未必就能获得被害者的赦免。显而易见，受害者与施暴者通过这种简单的“忏悔”方式达成和解，只是官方一种理想化的设想，实际上却无法真正实现。
除了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推动民族和解进行颠覆，库切还通过卢里、露西和其他白人在萨莱姆镇的生活和遭遇颠覆官方“大历史”中关于新南非业已实现民族融合的神话。没有按照学校调查委员会的要求发表忏悔声明的卢里最后以被校方开除、不得享受退休金的下场结束自己的教书生涯，到远离都市的东开普敦萨莱姆镇投靠女儿露西。露西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嬉皮士，后来到乡下当起了农民，靠卖花和种菜为生。然而在这里，表面平静而简单的生活之下萦绕不去的是种族仇恨的余孽。像露西这样搬到乡下的白人不少，他们期望在这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作为昔日种族隔离制度施暴者的“同谋”或后裔，在丧失了特权之后，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岌岌可危。小说中的德裔老头爱丁杰将自己的农舍建得像个碉堡，并且时刻带着枪，然而即便如此，“他后脑勺迟早得挨枪子”。 倘若我们熟知种族隔离时期黑人及有色人种妇女的遭遇，就不难想象露西这样的白人妇女在后种族主义时期，种族积怨仍然深重的新南非，其境遇会是如何的险恶。尽管有卢里在场，尽管养了一大批保护自己的狗，露西最终还是被三个黑人轮奸，所有值钱的物品被席卷一空。值得注意的是，露西的遭遇并非单纯的强暴事件，而是带着种族仇恨的印记。令露西不解但却使她深感恐惧的是施暴者对自己的仇恨。“那完全是在泄私愤，那时候带着那么多的私愤，那才是最让我震惊的。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恨我?”“他们的行为有历史的原因，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从露西和卢里谈起强奸一事的对话上，我们可以得知发生在露西和爱丁杰等白人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出于个别白人与黑人的私人恩怨，而是带着种族隔离余孽的痕迹。通过书写露西、爱丁杰等白人的“小历史”，库切并非在宣扬新南非黑人成为国家的主人后对白人进行报复，而是颠覆官方“大历史”中关于新南非白人与黑人以及各色人种实现种族融合、历史恩怨及隔阂和仇恨心理消失殆尽的宏大叙事，表现出“对暴力问题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遗留影响充斥新南非的担忧”(Isidore Diala ，50)。通过翻阅各种资料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犯罪活动大幅攀升已经成为当今新南非的突出问题。在加勒陀尼亚-维特沃特斯兰德-费雷尼欣省(这里是南非南方最为富裕的地区)，抢劫、扒窃，行凶、强奸、劫车、破门盗窃、虐待和拐骗儿童、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都大幅度上升，“南非已经成为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至此，官方“大历史”所谱写的“彩虹国度”不攻自破。
三 黑人扩张的“小历史”
小说《耻》除了通过书写卢里、露西等人白人受辱的“小历史”来呈现白人在新南非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推翻官方历史中白人与各色人种之间已经实现民族和解、和平共处的宏大叙事，还通过黑人佩特鲁斯如何由露西的帮工演变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扩张主义者”，颠覆了官方“大历史”中《土地回归权利法》有效解决黑人土地问题的宏大叙事。佩特鲁斯原本是露西农场上的雇佣帮工、看狗人，按不成文的合同出卖劳力，住在露西为他搭在农场的马棚里。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农场的合伙人、拥有自己土地的殷实户。佩特鲁斯勤劳、努力、狡诈，掌握现代化的耕作技术，是新南非通过侵吞和扩张他人土地而发达致富的农民代表。“他(佩特鲁斯)善于策划，精于计算……决不会满足于永远耕种自己的那一公顷半的土地，他是想要把露西的土地都接过去，然后再把爱丁杰的那一片也接过去……”而露西因被强暴而怀孕后，为能够在农场继续生活，为自身安全得到保障，她不得不将农场的所有土地拱手让给佩特鲁斯，并沦为他的情妇。佩特鲁斯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农场的主人，完成了土地扩张的第一步。库切的小说《耻》通过对佩特鲁斯不择手段侵吞白人土地的描绘，影射南非新政府对黑人土地问题解决的不利。土地问题是种族隔离制度遗留下来、新南非政府致力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长期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造成南非土地占有的极端不合理状况，使得广大黑人被剥夺了所拥有的土地，而新政府通过制定土地政策、成立土地申诉委员会等手段试图将土地归还给黑人，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使用土地。“1994年11月，南非议会通过一项《土地回归权利法》，规定所有南非人有权要求偿还自1913年以来被强行剥夺的土地。土地事务部长德里克・哈内科姆宣布成立由5位成员组成的‘土地回归权利委员会’，以调解和协商土地申诉事宜”。然而，虽然非国大针对土地问题已经制定出具体的目标和方案，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例如，白人农场主由于担心政府没收他们的土地，组织南非农业工会利用一切机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黑人的土地申诉往往很难成立，即使能够成立也无法筹措到给现有土地所有者的赔偿金。新政府未能妥善解决归还黑人土地问题的后果之一便是黑人的占地行动：“许多无地的黑人已经不待政府允许自己行动起来，占领他们认为不使用的土地。约翰内斯堡郊区的黑人占领了一个白人农场，对要求他们离开的命令不予置理，这类事件时有发生。”因而，库切在小说《耻》中所书写的佩特鲁斯的“小历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新政府未能有效解决种族隔离制度所遗留下来的土地问题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的映射。
四 结语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作家并非总是受制于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作家的人格力量往往会令他向意识形态权威发起行挑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颠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小说《耻》通过文学创作这一独特的方式，书写后种族主义时代新南非社会各成员的“小历史”，与官方历史的宏大叙事形成互动。作家库切同任何伟大的作家一样并未受控于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笔下一系列人物的“小历史”挑战、甚至颠覆南非官方的宏大叙事，展现新南非在过渡时期，由种族隔离制度余孽所导致的各种矛盾，传达作家对社会变革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的思索，对人类苦难的关注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作家对官方“大历史”的质疑和挑战，得以重新思考历史与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
注：本文系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度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库切小说反历史书写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大卫・阿特韦尔：《库切、争议与耻辱》，《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
[2] J・M・库切，张冲译：《耻》，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3]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夏吉生：《当代各国政治体制――南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Diala，Isidore.“Nadine Gordimer，J.M.Coetzee，and Andre Brink：Guilt，Expiation，and the Reconciliation Proces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5.3(2002).
作者简介：蔡云，女，1980―，广西柳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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