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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城市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中心，经济活动和人口高度密集，面临巨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2004年我国共有建制城市661个，城市市辖区土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而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41.7%。
城市化率从1993年的28%提高到了2004年的41.7%，11年提高了13.7个百分点。城市对我国GDP的贡献为65.5%。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快速增长期。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并非广为人知的事实是：世界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中有一半已落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是：13的中国地区降过酸雨、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14的中国居民没有清洁的饮水源、13的城市人不得不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不到20%的少数。环境污染也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8%到15%，而人民的健康代价更是无法估算。单只在北京，70%至80%的癌症病因与环境有关，尤其是肺癌，已经成为居民的第一大死因。城市是人类社会礼貌发展到必须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于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受上层建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一系列的环境关题：
1.水体污染问题突出
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超多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破球。我国的水体污染近期呈上升趋势，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在七大水系中，以辽河、海河、淮河污染严重，在统计的138年城市河段中，有133个河段受到了不一样程度的污染。全国范围内78%的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水源，50%的地下水受到污染，西安、北京等许多城市也出现了供水危机。据估计，我国每年因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0亿元。
2.城市大气质量严重恶化
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化石燃料的超多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入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全国城市空气中总悬浮微粒浓度普遍超标，平均浓度达309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浓度水平较高，部分城市污染相当严重，北方城市平均值到达83微克立方米。我国的本溪市也以前因烟雾弥漫而被称为“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而大气中硫化物、氮氧化物业重超标导致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酸雨，宜宾、长沙等城市酸雨出现频率大于90%，长沙降雨的平均PH值已到达3.54，酸雨的降落不仅仅破坏生态环境，并且加剧建筑物，铁道、桥梁的腐蚀与破损，给工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由大气污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3.固体废物泛滥成灾、垃圾围城现象严重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超多的固体废物，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为6.6亿吨，其中有害废物为3000-4000万吨，累积量超过64亿吨，侵占5亿多平方米土地;每年的生活垃圾量为1吨并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并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
4.噪声扰民现象普遍存在
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据44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分布在51.5-65.8dB(A)，其中洛阳、大同、开封、海口和兰州五座城市噪声平均等效声级超过60dB(A);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范围为68.0-76.3dB(A)。
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主要资料
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按照我国环境保护应“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应主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前期准备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由采用落后燃烧方式燃煤和汽车尾气引起，由此而来的首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所以规划的远景目标就应是改善落后的烯煤方式，提高燃烧效率，尽量使用气体燃料、型煤、太阳能、地热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能源，实行区域集中供热、消灭千家万户的小烟囱，提高道路硬化率，透过强化污染源治理和提高污染控制技术等手段建立无烟控制区。调整工业布局，根据大气自净规律科学便理的利用大气环境容量;强化污染源的治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透过技术和行政的手段减少汽车尾气的污染;提高城市绿化率、选取抗污染性好的树种，大力发展植物净化。
3.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当前我国七大水系的水质污染程度在加剧，范围在扩大，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的污染水1996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502.9亿吨，含化学需氧量704万吨、重金属1514吨，氰化物2457吨以及砷、酚类、油类等污染物数万吨;生活污水约占年排放总量24%，主要污染物是有机物。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状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就应透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是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到达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4.城市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者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潜力和城市固体。
在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市长峰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说，城市是现代礼貌的标志，集中体现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潜力和市场国际竞争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对自身的发展好处重大，并且影响到世界城市未来的走向。中国人均资源不多，生态环境先天脆弱，用最少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创造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平等”，是中国城市迫切需要的，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走向。
第二篇：大学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实用
当前学术界在讨论村民自治或村级治理时，大都忽视了对村级治理类型的区分。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面对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具备相当不同的效果和表现，不能理解村民自治所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就难以理解村民自治这样一种民主化村级治理制度的实践后果。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一项制度，依据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场域的村庄状况的不同，这一制度安排的实践后果会有不同。本文试图依据村集体掌握经济资源的多少，将作为强制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后果的民主化村级治理区分为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这两种村级治理类型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多少的不同，而在具体表现中具有相当的不同。当然，将民主化村级治理分为动员型和分配型两种类型，还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分类方法，实践中两种村级治理类型交叉重合之处甚多，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不同。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应该做好。
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
